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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困境

   记者:admin    上传时间:2019-09-03 03:50    已有 人阅读了该文章

  就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言,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不过,他也指出,市民社会中的那些伦理性制度是“公共自由的支柱”,“构成巩固的国家基础,以及个人对国家的信任和忠诚的基础”。尽管国家和市民社会在概念上是分立的,但二者在结构上则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从黑格尔的角度看,和同业公会代表的是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渗透,而等级会议代表的是市民社会对国家的渗透。

  然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基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式,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换言之,作为经济基础结构的市民社会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内部的斗争视为历史的发展动力,上层建筑则是市民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促进资本主义统治阶层利益的另一种工具。

  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同,葛兰西强调市民社会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市民社会”和“社会”两个上层建筑层次。前者对应于统治集团在整个社会中行使的“霸权”功能,后者对应于通过国家和政府行使的“直接统治”或“命令”职能,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整合在一起的。但葛兰西又强调,“霸权”是一种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柔性控制机制,这意味着必须有一个允许自由结社和行动的空间,从而使得挑战霸权(和国家)的文化、社会和形态的产生成为可能。而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等则从生活世界与和经济子系统的三部分模型来定位市民社会:它既不会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和经济系统,反过来又可以通过公共领域对和经济进程施加影响。因而,国家和市民社会可以说是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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