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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要素研究

   记者:admin    上传时间:2019-09-19 21:01    已有 人阅读了该文章

  [摘要] 社会组织参与协商,不仅能够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也有助于完善协商体系,加快社会主义进程。一方面,社会组织参与协商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在静态的结构视角和动态的互动视角下,组织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协商与国家、组织、个人三个层面的影响要素相关联,包括国家制度、组织合法性、组织资源、组织和个人社会网络。对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要素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脉络,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协商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基金项目] 2018年国家行政学院院级科研项目“社会组织参与新时代协商的要素与机制研究”(18bmzz026)。

  [作者简介] 毛佩瑾(1990-),女,浙江诸暨人,管理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讲师;马庆钰(1958—),男,山东临朐人,法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协商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不同利益、不同群体意志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因为在社会建设中日益凸显的作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被首次明确其参与协商的地位。根据的内在逻辑,社会组织应在协商中占据一席之地,通过组织的代表,借助合乎逻辑的制度安排和程序通道,为组织内的会员或服务对象反映诉求、谋求发展、建言献策。本文聚焦于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宏观理论背景和影响要素的微观研究视角,探讨在中国特色体制背景下,国家—社会关系现状及其影响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方式;对社会组织协商的相关要素进行归纳梳理;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的方向。

  社会组织参与协商需要一定的活动空间。在不同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状态下,社会组织采取的行动策略会有所差异。因此,梳理国家—社会关系对于厘清社会组织协商的宏观背景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社会关系包括结构视角和互动视角两个维度,前者侧重静态关系,后者强调动态过程。对理论背景的分析有助于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找到立足点。

  结构视角包含两种观点: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政社关系,主要研究国家如何管理、吸纳、支配社会组织[1],以及社会组织怎样适应国家制度并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生存和发展[2]。该视角认为,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性,是国家的工具和附属品,缺乏主观意愿及能力影响公共政策[3]。但是,社会组织仍然有一定的行动空间和介入政策过程的可能性,通常体现在制度基础和利益条件两方面。前者是指社会组织受政府逻辑的影响而呈现“依附式自主”的状态,换言之,社会组织在国家主导和吸纳的影响下享有有限的自主。后者是指社会组织有效发挥政策协商功能的前提是与政府“利益契合”,即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利益诉求与政府的政策目标相一致[4]。

  社会中心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自主”。该流派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是推动社会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必须且只有具备了独立自主性,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安戈认为,社会力量的蓬勃发展源于社团生活创造的公共领域[5],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对于社会组织发挥组织效能、推动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中国本土成立的大量社会组织使部分学者认为社会空间将持续扩大,他们对社会力量的生长抱有希望,认为这有助于促进良好的社会治理。但在后续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逐渐发现,中国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缺乏主动性和自主性。梁治平指出,在中国语境下,“自主”是有限度的,并非是指社会组织与政府截然二分。何包钢认为,中国社会组织是政府与社会的中介机构,位于控制和自主之间的中间位置。

  从结构视角看,上述两种零和博弈政社关系的关键词分别为“控制”和“自主”,前者是指国家对社会的制度约束,后者关注社会组织为自身赢得的自主治理空间。结构视角繁荣了20余年,其理论成果强调社会组织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制度条件,从静态的角度描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现状。一方面,它论述了社会组织成长发展所具有的时代意涵;另一方面,对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的制度空间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然而,这种截然二分、此消彼长的国家—社会关系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不断增长的社会自主性不会削弱国家的力量,国家和社会是相互需要的,政策学习、社会参与等对于改变分化的政社关系均有重要作用。一些研究还意识到社会组织核心领导者的联系能为组织赢得更多的资源,提升社会组织绩效。甘思德在研究中指出,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标签或者“主义”能够对其盖棺定论[6]。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静态的制度结构不足以展现中国政社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国家—社会关系应该从“结构范式”转向“行动范式”[7],研究视角应从宏观转向微观层面。这种动态过程既包括社会组织在特定制度环境下采取的行动策略,也包括其在自主性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果。

  早期的互动视角认为,国家在政社关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相关学者主要关注国家中心主义背景下社会组织的行为选择,即社会组织如何与政府建立“关系”,更好地“契合”政府需求,从而获得组织发展的空间和支持。

  后续研究开始关注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这部分文献从治理理论出发,强调二者的双向互动和互相依赖。具体而言,国家社会相互赋权和协同治理理论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合作[8]。埃文斯发展了相互赋权理论,进一步提出嵌入性和自主性是描述政社关系互动的关键变量,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有助于推动经济转型成功和社会发展,由此产生了“嵌入自主性”的概念[9]。换言之,国家不会被强势的利益集团操控,同时国家制度精英又嵌入与社会组织保持一定联系的网络之中。还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是连接宏观制度背景和微观组织行为的重要变量。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分成了纵向社会网络和横向社会网络。前者呈现出较强的依附状态;后者有助于促进公民合作,培养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互惠[10]。汪锦军和张长东认为,横向社会网络与纵向社会网络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生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治理效果[11]。总之,社会资本视角为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和理论基础。

  国家能够影响社会资本的变化,社会组织自身的特征也会影响社会资本的增长或消弭。一方面,政府层级结构的破碎化导致不同部门通常各行其是,各级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态度和行为是有差别的,最突出的表现即中央政府往往强调利益的综合与协调,而地方政府会结合当地或部门利益采取选择性发展策略,在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中呈现有偏向性的行为特点。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差异也会导致其与政府互动时采取不同的策略,建立各具特色的政社关系。

  一些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国家—社会关系互动的观点[12],这种互动状态强调“两手同时抓”:一方面呼吁政府建立社会监管机制,另一方面要求社会组织积极寻找活动发展空间。综上,互动视角为国家—社会合作治理研究及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它弥补了结构视角的不足,要求我们开展过程导向研究,而非进行简单的组织关系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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