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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原则未能主宰 传统中国社会一直是指令性结构

   记者:admin    上传时间:2020-04-23 22:24    已有 人阅读了该文章

  本文摘自《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作者:倪乐雄,原题:《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

  郑氏水师军事商业复合体资本主义萌芽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1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1960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1980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

  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2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

  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3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

  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19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SeabattleofLade)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480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Seabattleof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

  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H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4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

  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

  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存状态不仅排斥海军军种和海权意识的诞生,同样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骑兵兵种。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游牧文明的兵种,历史证明后果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5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6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汉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7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规模上能与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军队屯田和完善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使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陆军,远比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骑兵要容易的多。8时期军事学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9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不仅相离,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军种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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